在中科大的校史馆里可以看到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外迁始于选“五·七”干校基地。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》里记载：“1969年7月15日─23日，科大派出多人分批去湖北、江西、东北等地选点办“五·七”干校，以便干部轮流下放劳动锻炼。”而直接原因是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。
战备疏散迁出北京
1969年3月，“珍宝岛”事件后，中苏关系恶化，党中央和毛主席判断前苏联很有可能对中国进行突袭，甚至可能使用核武器。在此背景下，我国开展了防范“新沙皇”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。
从1969年3月初开始，全国战备紧锣密鼓开展起来。8月28日，经毛泽东批准，中共中央发布命令，要求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，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，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，防止敌人突然袭击。
从9月至12月，疏散大中城市人口、物资，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。
在京的除了中央大批党政机关，以及北京主要单位，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，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。离开“牛棚”不久的作家陶钝这样回忆：“北京市内一片慌乱，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。收售旧家具的店铺，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。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，把大衣橱、樟木箱子、书架，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。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，写字桌10余元，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。”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：在北京站登火车时，“秩序大乱，犹如逃难的难民。”
对于此时的中科大，前路在何方？他们自己也不太清楚。
河南痛失中科大
在搬迁之初，中国科技大学是有意迁往河南的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最终没有成行。时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德生得知中科大要搬迁，积极主动请求中央将这所大学迁往安徽。从此后，中科大成为安徽的骄傲和机会，河南则因此错失了这么一个名校而痛惜不已。
颇具戏剧性的是，李德生的故乡就是河南信阳。
据时为中科大革委会常委之一的蔡有智教授回忆，“9月下旬，分两组去湖北沙市和河南寻找疏散地址。沙市有科学院的干校，河南组带有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给河南省的亲笔信。预计去这两地选址会容易些，我是去河南组的成员，因为带有刘西尧同志的亲笔信，我们受到了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，他让我们去南阳地区看看，在谈话中我们意识到他们对科大来河南不大积极。我们在南阳周边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，地区的同志说：土地有的是，三千亩五千亩没问题，但我们南阳没有接收一所大学的能力。两组选址人员回到北京，都表示这两地没有条件，不能去。接着又派两组，一组去江西，一组去安徽。我是去江西组的成员，到江西省后，省里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。安徽选址的同志在宣城地区看了以后也觉得不行。在这两组人员还没回到北京时就接到了定点安徽省安庆市的通知。”
其间，是安徽的领导人李德生迅速行动，把中科大争取到了安庆。但由于安庆条件太差，中科大不愿去，李德生又腾出位于合肥的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校舍，来安置中科大。而当时的合肥师范学院则迁到了芜湖，为现今的安徽师范大学。
河南为何婉拒
如果非要为河南拒绝中科大找一个原因，很多人都认为是当时的领导没有远见。但如果真的如此认为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相反，河南民众是非常重视教育的。在旧中国时期河南就建有著名的国立河南大学、私立焦作工学院（今中国矿业大学），接纳中科大的安徽领导人李德生不就是河南人吗？
客观地分析，这应该归纳于当时严峻的吃饭问题。
据中国科技大学校史记载，学校南迁原定在河南南阳，后改为安徽安庆。从有关资料也可以看出，中国科技大学是想建在河南的。河南之所以拒绝中科大，最权威的说法是怕大学师生挤占河南的副食口粮。
其实，在1969年的战备疏散中，河南也接纳了一所大学——北京对外贸易学院。当年11月，北京外贸学院整体迁至河南固始、息县。1970年8月，学校被撤销，教师、干部大都转入息县外贸部“五七”干校。1973年，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在北京复校。据对外经贸大学党委副书记贾怀勤回忆：“固始人民在自身并不富裕的条件下，敞开胸怀接纳了我校师生，为我们的生活、工作和学习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支持。”“他们热情地接纳了我们，用固始的粮油禽菜养活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从这里出发，重新走上国家对外经贸事业的征程。”
2012年，“对外经贸大学固始旧址纪念园”开园，是对那段历史的集体记忆。
所以，如果要将所有责任都怪在当时做决定的人身上，也是不公正的。毕竟是特殊时期，全国粮食都紧缺，一下子涌进这么多人，也可能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。毕竟要先保证自己当地人的生活不是？而且，现在再来为这件事去埋怨谁也是毫无意义的，毕竟历史不能重写，中科大已然在合肥蓬勃发展几十年了。
也许大家还不知道，中科大在合肥规划校园时，就是建筑大师杨延宝主持的，而杨延宝就是河南南阳人。当杨廷宝在主持规划中科大合肥校园时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